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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捐献人体器官率增百倍 移植量不降反增

2015/09/28

        米帅身体的下腹部,有一条很长的疤,那里是肾脏的位置。 

      这个27岁的男生,枯瘦如柴,沉默不言,几处乒乓球大小的肿块,在几乎可以看到骨头的胳膊上显得十分突兀。米帅的姐姐米米说:“由于长期透析,针眼附近的包块会越来越大。”米米比米帅大4岁。6年前,就在那条疤痕的位置,米帅曾经做过一次肾脏移植手术,遗憾的是,这颗健康的肾脏并没有在他体内正常工作。这颗肾脏的罢工,让米帅一家再次跌入绝望的谷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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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 年纪虽轻,米帅透析的历史却已有6年。2009年底,由于浑身疼痛,呕吐不止,米帅被家人送往西安市西京医院,并最终确诊为肾衰竭。这6年里,米帅每天都在期盼着一样东西——一颗配型合适的健康肾脏。

  登记不等于能够捐献

  就在米帅等待肾源的6年里,我国百万人口年捐献人体器官率增长了百倍,这是日前召开的“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”上发布的一项数据。

  这次大会还达成了一项共识。

  在北大人民医院科研教学楼一间从里到外摆满研究资料的办公室里,作为此次大会主持人,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为《民生周刊》记者陈述了这份“广州共识”的内容: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器官移植,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。捐献器官数量同需要器官移植治疗的患者数量相比,仍存在巨大差距。

  朱继业表示,登记不等于就能够捐献。“比如,去红会登记,一旦死去,愿意捐献肾脏和肝脏,但也许二三十年后才会死去,死的时候如果没有在医院,或者死于肿瘤,肿瘤病人是不能捐献的,或者有严重的感染,或者其他不符合捐献的情况,登记的人数与器官移植的需求是不可比的,没有参照的价值。”

  30:1的比例,使得很多人在无望的等待中死去,米帅曾经是幸运的,有幸成为受捐者。

  2009年12月,米帅的病情确诊后,米米一直在替弟弟搜集有关器官移植的各种信息,并分别在西安市唐都医院和西安市西京医院排队等待肾移植。

  米米说,等候期间,经常接到来自两家医院的短信通知,“有时候等很久也等不到任何消息,有时候一周甚至可以接到两三次通知,因为医院也无法提前得知用于移植的肾脏是什么血型,所以被通知到的患者需要空腹去医院等待,如果血型合适,就可以马上做手术。”

  在若干次配型不合适之后,米米说,她也记不清总共来来回回医院多少次,米帅终于等到了适合他的O型血肾脏。

  “肾脏移植手术相对肝脏移植手术来说比较简单,比如手术前通知患者中午要空腹,那么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做手术,原来的肾脏并不切除,不用全麻,甚至可以清醒地说话。”朱继业介绍。

  2010年6月,米帅的体内终于被移植进了一颗健康的肾脏。

  移植量不降反增

  以前,中国的器官捐献与一部分人无法分割,那就是死囚。然而,从今年1月1日起,中国停止死囚器官使用。公开宣布这一消息的是原卫生部副部长、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。

  这是我国第一次由高级官方机构负责人宣布停用死囚器官。

  朱继业表示,今后器官移植主要来源将变成公民逝后自愿捐献。

  朱继业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,将肝脏移植分为三个阶段。“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,上世纪70年代开始第一例肝移植,到1983年,18家医院共做了57例手术,最长存活了200多天。因为效果极差,1983—1990年的7年间没有再做过肝移植手术。”朱继业坦陈。

  “1990年以后,零零散散做了几例,效果也不是很好。肝移植是高难度手术,比肾移植、心脏移植更复杂,手术中需要将上下肢的血管全部断掉,包括内脏血管也需要全部中断。那个时候没有准入制,所有的医院都可以做。”

  在朱继业看来,第二个阶段(2002—2005年)是快速发展阶段。“由于经济发展,供体渠道通畅了,各个医院都在做,小医院也做,我们也去帮其他小医院做,所谓小医院也是一些大城市的医院,比如我们帮北京医院、地坛医院、二炮医院等做过移植手术,外地也做过。”

  朱继业认为,第三个阶段是在2006年以后。“2006年,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,器官移植开始准入,当时只有162家医院可以做器官移植。” 朱继业介绍,2007年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颁布,但与此同时,器官来源也逐渐减少。

  随着社会进步,人们的观念正逐步发生改变,捐献器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一种善举。器官捐献者数量也逐年增多,器官来源也逐年增加。“2013年以后,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捐献者器官,整个布局也开始发生变化,捐献器官更加透明,也更加规范。”

  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停用死囚器官以后,我国的器官移植量可能会大大增加。因为从国家近年来在广州、武汉等地的随机民众调查显示,有34%的民众有意愿捐献器官。这一比例在英国也不过只有45%。

  建议肝移植纳入医保

  米帅终于等到了合适的肾源,作为姐姐,米米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担心,“虽然配型合适,但是手术成功与否,最后的结果是不能预料的。”米米说,自从住院后,米家人一直在向米帅隐瞒病情,这次手术怎么跟米帅开口,对米米来说也是个问题。但无论如何,米家人决定一搏。

  术后当天晚上,米帅的肌酐只降了一点点,随后在重症监护室的7天,米帅的肌酐一直没有再降过。“当天跟米帅一起做肾移植手术的四个患者肌酐都降了,唯独米帅没有降。”米米说。

  米帅术后住院的一个多月期间,一起做手术的患者陆续出院,只有米帅的肌酐不降反升,每周还要继续透析。5个月后,米帅的身体出现发烧、幻觉等症状,医生宣布米帅体内的这颗肾脏已经不能发挥作用,需要取出。就这样,米帅经历了第二次手术。从那以后,米帅开始等待新的适合自己的肾源,直到现在。

  一直在北大人民医院做透析的女大学生蕾蕾与米帅一样,是肾衰竭患者。但是,蕾蕾没有等到肾移植,最后蕾蕾要求捐献肝脏,朱继业转述了蕾蕾生前的遗愿,“我的肾坏了,我没有等到肾移植的机会,但我的肝是好的,可以用来救别人。”

  “OPO组织(中国器官获取组织)在全国划分为七大区域,医生应该有意识地发现潜在的供体,可以规定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发现可能捐献的人,要报告给OPO组织,OPO会派协调员了解患者病情,并跟家属接触和沟通。”朱继业说。

  朱继业认为,红十字会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。“发现可以用于移植的器官,全靠协调员去跑。红会有一批协调员,医院也有一批协调员,医院的协调员都是医生和护士,他们平时本来工作就很忙,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去跑。”

  在朱继业眼中,供体虽然短缺,但发展却很快。“从2010年开始试点公民逝后自愿捐献器官到2014年,全国一共做了4000例左右肝移植手术。但是,今年已经完成1000多例捐献了,预计到今年年底,2015年一年,能够完成2000例肝移植手术。”他说。

  手术费、住院费、治疗费、医药费,前前后后,米家为米帅的手术支付了20多万元。而米帅当时刚刚技校毕业还未工作,加上农村户口,米帅的病医保能报销的上限为3万元。

  朱继业介绍,经过10年的努力,肾移植已被纳入了大病医疗保险范围,但是肝移植还没有,有关方面正在建议将肝移植纳入大病医疗保险范围。

  令人欣慰的是,仅仅9月,全国各地媒体已报道了多起器官捐献事件。也许,不久的将来,米帅还可以再次接受器官移植手术,毕竟他还年轻。(《民生周刊》记者:崔靖芳、王丽 )

(根据国际器官移植“双盲”原则,本文中的器官捐献者、受捐者及家人均使用化名)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来源:民生周刊